新时期“伤痕小说”与“反思小说”的回顾概述（一）
1980年前后，随着思想解放的呐喊与步伐，中国的文学也进入了一个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的新时期。 新时期小说的肇始萌芽起步转折点是1979年底刘心武《班主任》的发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刘心武的《班主任》发表后，一时激起千层浪，很成功。人们谈论最多、评价最高的是谢惠敏这个人物形象，认为她是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不可多得的艺术典型。“救救孩子!”含血带泪的警语喊出得是关怀人性的声音，体现了人道主义的文学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心灵史上所遭受的最严重的精神创伤性事件之一，长时期内成为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文革”又是离开人们最近的精神创伤性事件，它是民族的、社会的、更是个人性的。很多人亲身经历了那场惨无人道的肉体虐杀和精神戕害，刚刚从恶梦般的掠悸中醒过来，对这一创伤性事件的反映主要是感性的、情绪化的和个人化的，具有明显的“自叙传”色彩，知识分子精神苦难史、精神成长史，“知青形象”，“右派形象”等建国后几代知识分子生活经历的自画像和自供状，成为作家自叙的言语对象、言语主体及话语方式。作家通过自我叙说找到了新的真实观和立足点，找到了新的叙事方式和评价历史的新标准、新尺度。标志着一种言为心声的知识分子话语诞生了。
以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为先声的“伤痕小说”的文学思潮，其实质更像是一次政治思潮、社会思潮。是一种感伤的、愤怒的，政治化的和道德化的，英雄主义和悲剧色彩的，种种情调的混合物。在这场带有强烈的政治批判色彩和情绪宣泄色彩的文学浪潮中，作家的批判锋芒几乎是一致的，政治与文化的专制与独裁对人的肉体和心灵造成的严重损害，通过“救救孩子!”(《班主任》)、“人啊,人!”(戴厚英,《人啊，人》)、“妈妈,女儿回来了”(卢新华,《伤痕》)等这些含血带泪的共同呐喊，呼唤“人”，“大写的人”，人的尊严和权利。人道主义构成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意识形态的核心语义。作家以人性和人道为武器，对极左政治、法西斯主义进行批判和反思的政治及人文意识，是在解放思想运动推动下出现的“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的意识形态的基本向度和特征。
“伤痕小说”与“反思小说”作为对“十七年”、“文革”政治性话语的批判与反动，它的其本特征就是要颠覆和消解“十七年小说”、“文革小说”把人仅仅定位在阶级性这一点上，把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为纲所构建的被异化的生活体系，还原，复活人的人性面貌，重建以人情、人性、人欲为基本内涵的“人学”框架。极左政治以大肆泛滥的斗争哲学践踏人性和人的基本权利与尊严，那么“伤痕小说”与“反思小说”就要为被践踏的人性和人情辩护，呼唤“大写的人”的出现。故首先道德性、伦理性事件构成了“伤痕小说”、“反思小说”主要的经验内容和叙述对象，有关家庭爱情婚姻的故事占据了这类小说的主体部分。如《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牧马人》、《天云山传奇》、《枫》、《蝴蝶》等作品就属于这一伦理化的生活范畴。叙述的是非常态的爱情婚恋故事及破镜重圆故事，这类道德伦理故事不是自我封闭的，而是向着生活敞开的，它认为看到伦理关系的扭曲来自极左政治的疯狂与猖厥，通过道德伦理性题材的开掘达成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其次，同时生活内容内向化、心灵化，人类的“第二宇宙”得以深入挖掘，拓宽了小说表现人类经验的疆域，丰富了人与社会生活的层次。如《蝴蝶》、《冬天里的春天》等作品，所表达的经验以政治性的、社会性的经验为主，但这种社会性经验一旦以心灵事件的形式出现就被赋予强烈的体验性、情绪性，从而表现出突出的个性。将人隐秘的心灵层面、潜意识内容纳入艺术表现的视域，不仅社会生活的实践性内容被观照，而且个体性的精神现象经验同样被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