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钱穆的抄袭公案

    众所周知，郭沫若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杰出的考古学家和文字学家，同时又是一位著名的戏剧家和历史学家。作为历史学家的他，著作等身，博学名高，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导历史研究的新方法和新思维，在现代历史研究史上，曾影响深远，声名卓著。

    郭沫若的历史研究著作，都是宏篇巨制，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历史人物研究》、《中国的奴隶制社会》、《青铜时代》、《十批判书》、《李白与杜甫》等等。其中还有我在中学课本上读到过的经典名篇《甲申三百年祭》，深刻总结了明未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历史教训，篇未好几个历史假设令人津津乐道，同时也引来争议。长篇小说《李自成》作者姚雪垠先生曾强烈批评郭沫若的这种历史假设法，认为是没有历史根据的枉自猜想及妄加推恻。 

    但对郭沫若最大的历史研究的争议，是关于郭沫若与著名历史学家钱穆之间是否存在抄袭的公案。郭沫若创作于抗战时期的历史名著《十批判书》，和钱穆创作于同时期的历史名著《先秦诸子系年》，二者研究方向和性质较为相似。钱穆的学生历史学家余英时曾于一九五四年八月、九月在香港的《人生》半月刊上发表了原题为《郭沫若抄袭钱穆先生著作考》一文。当时郭沫若究竟读过这篇文字没有，现在不得而知，但是大陆方面似乎曾注意到它的存在，关且作出了间接然而又是针锋相对的反应。几年之后，历史学家白寿彝在《历史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钱穆和考据学》，把钱穆的一切著作，特别是考据著作，贬成一钱不值，书中把《先秦诸子系年》与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作为对照。白寿彝特别强调《系年》是剽窃而成，又把《系年》的考据说成一无是处，而《十批判书》则处处精到，充满创见，正是针对余英时那篇而发。

    综观余英时的那篇文章，似乎觉得资料的对勘其真实性是没有问题的。余英时近来也曾言：郭沫若的攘窃，铁案如山，我一点也没有冤枉他，而且这一桩公案至今仍不甚为世所知，让它再流传一次还是有意义的。同时余英时认为，郭沫若本可以坦坦荡荡地明引《系年》，承认自己的解释是部分地根据钱先生的考证。这样做完全无损于《批判》的价值——如果真有其价值的话。但他不此之图，竟出之以攘窃，说明了他是一个完全没有学术诚实的人。这样一来，我们便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了。

    历史的真相似乎一时难以判断。中国古代有“文如其人”、“见其文如见其人”之说。人格与文格应是统一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象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都把作者的人格放在与文格相等的地位上，再去综合评价他的作品的价值。即人格与文格共同决定文学的价值。《文心雕龙》上言：“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言为文之用心”。

    联系到郭沫若的人格，使我不禁对余英时的观点产生了某些共鸣。想到解放后五十年代郭沫若曾大量写诗歌颂斯大林，歌颂大跃进的浮夸风，在文革初期甚至还当场写诗歌颂江青，完全按毛泽东的意旨写《李白与杜甫》一书等等，这些表现都使我对郭沫若的文化人格产生了质疑，从而也对他的文格产生了怀疑。如果上述这件事是真实的，那他那些历史著作其价值在我心中无疑会大打折扣。